【宦官之怒】
    大唐乾宁五年(898)8月,昭宗皇帝从华州出发,还驾京师长安,改元光化,大赦天下。
    这一年,昭宗已经在皇帝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耕耘了十年之久。
    经过十年的努力,那两座大山——宦官、藩镇,依然巍峨耸立,而他的抗争力量却急剧衰减。
    大唐帝国,江河日下。
    他的两大法宝——文官集团、亲王典兵——的能量,也在这十年的抗争中损耗殆尽。
    “十六宅惨案”
    之后,亲王们遭肉体消灭,彻底斩断了“亲王典兵”
    的念想;文官势力也在内外联合作用力之下变了味道。
    文官势力在内部存在着两大先天缺陷,一是昭宗在选人方面饥不择食,导致文官集团先天畸形,才华方面良莠不齐,人品方面更是鱼龙混杂;二是文官集团在利益面前同样毫无抵抗力,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断上演派系斗争。
    外部因素同样制约着文官集团的健康发展,主要体现在地方藩镇对中央事务的粗暴干涉。
    例如朱温,与宰相崔胤暗中勾结,强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;再比如韩建,在华州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大清洗;更不用说李茂贞,直接逼死异己的帝国宰相。
    两大内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团变成了一把涂着毒药的双刃剑,昭宗想用而不敢用,不会用还必须得用。
    宦官依然嚣张跋扈,藩镇依旧纷争不断,亲王被屠杀,文官靠不住……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。
    酒是爹,菜是娘,喝死就比枪毙强。
    昭宗皇帝终于染上了酗酒的恶习,借酒消愁。
    在昭宗“自甘堕落”
    的时候,危险也悄然临近。
    危险来自于宦官的恐惧。
    昭宗自登基以来,先后铲除了田令孜、杨复恭两大权阉,仅从与宦官夺权方面来看,昭宗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极大震慑了宦官势力,并从中挖掘了几个忠于皇帝的清流,例如西门大官人(西门君遂)等宦官。
    好景不长,凤翔李茂贞称兵犯阙,西门大官人等浊流中的清流与真清流宰相杜让能,一同做了替罪羊,含冤受死。
    随后,“宦官一哥”
    就成了骆全瓘、刘景宣。
    他们亲眼目睹了关西集团的强大和皇室的威严扫地,于是积极与关西集团狼狈为奸,内外勾结,倾轧昭宗。
    刚刚有所好转的宦官界,变本加厉地恢复了本来面貌。
    在这股妖风的合力作用下,很快就催化出了“三镇犯阙”
    。
    随后在河东势力的干涉下,关西集团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势力,骆全瓘、刘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。
    于是,宦官宋道弼、景务修等就成了宦官集团新一代的领头羊。
    在这短暂的几年中,掌握实权(左、右神策军;枢密使)的宦官们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,但朝廷的软弱无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,宦官们对皇权的敬畏早已荡然无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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